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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广益情结---受教广益 惠泽一生 广育德智 益我良多---闵鹏秋
发布日期：2012-12-06 阅读：6211次
我的广益情结
——受教广益 惠泽一生 广育德智益我良多
闵鹏秋
一
1943年和1946年秋天，我小学和初中毕业后，都应届同时考取南开中学和广益中学。这两所中学，在当时都是重庆顶尖的学校。我家住李子坝，从家里到沙坪坝的南开，比到南岸黄桷垭的广益，距离更近，不需过江，费时更少。按理应该选择南开，但是最后我进了广益。一读就连续六年，直到1949年夏天高中毕业。
之所以选择广益，主要是我母亲的意见。她说我年纪小（我十一岁考入初中），不放心我一个人去读南开；读广益可以有大哥照顾（大哥闵龙秋1940-1946年就读于广益“六六级”）。其实，我当时也很想读广益；因为报考广益时，正值酷暑，从长江边的龙门浩上山，爬上黄桷垭，已经汗流浃背。踏进广益中学古朴的石门(校门)，进入参天大树遮掩着的林荫大道之后，顿时就感到清凉许多。沿着阴凉的石板路，拾级而上，伴随着悦耳的鸟鸣和不间断的知了声，来到了主校区。展现在眼前的是：宏大的教学楼和它周边绚丽的花草，文峰塔山下山窝里的运动场，无边无际的大片松树林，专供初一新生用的新楼“益兰堂”……广益中学优美的校园和优良的读书环境，都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。我听从母亲的意见，爬山涉水，高高兴兴的上了广益中学。
后来才知道，我家和广益的渊源，还可追溯到满清时期。进入广益后，才听祖父谈起，清代末期（大概是20世纪初），他从成都“四川省城高等学堂”（今四川大学）读书回到重庆，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广益中学的前身“广益学堂”教书，担任英语教习。实际上，大哥闵龙秋之所以就读于广益，也与我们的祖父曾在广益中学任过教相关。
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，杨伯庸老师来成都，住我们学校招待所，我和高贤华校友去看他。他拿出一本十分陈旧的土纸十行本，他一面翻页，一面对我说：“我正想问你，这是最近找到的广益最早的教师花名册，有一位姓闵的教师，你看是不是你们家的长辈？”他翻到一页，在一排教师名字中清楚的写着“闵念诒，英语教习”。我高兴的告诉他，那正是我祖父早年用过的名字。他后来将“诒”字改成了同音的“一”，叫闵念一。我还告诉杨老师，听祖父讲，他任教时，广益是在大梁子。他当年去学校教书，要上大梁子那个坡，要坐滑竿。杨伯庸老师说，“最近，我们正想核实学校最早建校时的地址，有人说是都邮街，你这是又一种说法，我们可以从英国公谊会方面去进一步查证”。后来经过核实，广益中学最初建校，确实是在大梁子。
在我就读广益以后，我三哥闵鸿秋，1945年初，从重庆市一中转入广益，与我同班，直到高中毕业。我的两个妹妹，闵鹄秋和闵鹤秋，既后，也就读于广益初中，后转学南开和市女中。我家几个兄弟姊妹都在广益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，从我们祖父到几个兄弟姊妹，都与广益结下不解之缘。
二
广益6年的中学教育，使我们在德、智、体、美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培养。广益所奉行的正确的办学理念，强调素质教育，优良传统和文化氛围，使我所受到的教育，不仅为后来升学、工作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还提高了我们的人文素质和文化素养，让我们的身心都得到健康的成长。
广益中学校方十分重视课程师资力量的配置。记得当时延揽、征聘了不少因抗日战争内迁的优秀教师，不仅数、理、化，语文、英语师资都特别强。吴子龄老师的地理课，更可称之为一绝。不只因为他上课时极其严肃、认真，让人不敢掉以轻心；他对讲课内容极其熟练，他几乎可以不用讲稿；他的讲课内容也很有吸引力，让我们从中外地理知识中，增进了对祖国的热爱，开扩了国际视野。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广益中学校方还十分重视学生课外活动，鼓励学生成立各种体育、文学、艺术社团。举办校运动会和各类球比赛，音乐欣赏会、歌咏比赛、话剧演出以及出版壁报等等，丰富了学校的文化生活，培养了学生们的兴趣、爱好和组织能力，使学生们得到全面发展。
回想起来，广益6年中学生活，是十分充实而愉快的。为我一生的专业成长和人品塑造，都给予了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也是让人倍感欣慰，难以忘怀，心存感激的。
三
广益中学在教学课程中，还特别注重英语课的教学。
记得在初中一年级开学后的第一堂英语课，老师是一位来自夏威夷的华侨老太太，她中文很差，只能讲一点很不流畅的广东话；她一进课堂，就先点名。点到第一位同学：“都大娘”！大家都愕然不知所云；不知道点的是谁。后来经过前排同学的帮助，才知道点的是“段大扬”同学，当即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段大扬同学从此得了“都大娘”这个诨名。这位老师只好不说中文，全部采用英语教学；她第一次上课，一开始就是“Good morning! ” “How are you?” “ How do you do? ” “What is your name?” “My name is John, sir. ”…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直接法英语教学中开始学习英语的。开始很不适应，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。
接下来，英籍老师何尔德（Mr. Horace Holder）教了我们较长时间。除正规课程外，他还常常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，采用讲故事、听音乐，甚至在课堂上教如何做蛋糕等，用英语夹杂着部分不流利的四川话为我们上课。在高中的后阶段，更是由杨芳龄校长亲自上课，他擅长教英国文学作品和英语语法，特别是动词中难度较大的虚拟语气 (Subjunctive Mood) 部分，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他要求甚严，大家上课，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虽然广益中学的英语师资条件如此之好，在1946年寒假里，我还参加了何尔德老师举办的短期补习班学习，但是，由于我比较贪玩，不够用功，英语成绩却一直平平。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英语基础，在日后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让我在专业学习上和国际交流上受益匪浅。广益中学的英语教学，确实使我深受教益。
四
1950年，我考入重庆大学医学院医学系。当时大学一、二年级规定学俄语，抗美援朝，谁也不会再去摸英语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我所在的重庆大学医学院，迁往成都，并入华西协合大学，合并后称四川医学院（1985年改名华西医科大学，2000年与四川大学合并）。大学5年期间，未再接触英语。1955年，我毕业留校，在附属医院放射科工作。在当时，放射学中文书籍、文献极少，可以说基本上没有。因为工作需要，不得不重新把英语捡起来。
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中，有大量英文原版图书，在50年代初，还继续增添了部分早先预订、新近出版的英文原版书籍、期刊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在中学英语的基础上，通过自学，不断丰富医学方面的词汇，提高阅读能力，以适应和解决临床医疗及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。
但是，在文字表达、口语会话和部分医学词汇的准确发音等方面，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。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，改革开放以后，为了满足科学研究和开展对外交流的需要，也有了进一步学习英语的紧迫感，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。虽然未得到机会全脱产学习，也尽量利用业余时间，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。主要通过自学，听录音带，看录像带，听各种内容的外宾的讲座，以及在与国外学者交往中，逐渐提高了文字表达和口语会话的能力，纠正了部分医学词汇发音上的错误。
五
1983年，我用英语写的第一篇科研论文，在Chinese Medical Journal 上发表。我将文章单行本寄给国际上有关该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Meyers教授，想听听他的评议。他很快就给我回信，给予了很好的评价。就这样，我用学术论文作为敲门砖，开始了我的对外学术交往。
1984年，经学校批准，邀请Meyers教授来校做学术访问；这是我们医院放射科第一次邀请外国专家讲学。他在华西做了5个半天的学术讲座报告，其中4个半天都由我做现场逐句翻译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，面对来自西南地区约百余同道，即时口头翻译。检验了我的口语和专业能力，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心。
1985年，我由学校派出，以访问学者身份，前往Meyers教授担任主任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医学中心放射科，作为期半年的参观学习。我去后不久，很快就能参加到他们的病例讨论等多种临床活动当中去。临走前，还安排我为该科住院医师做了3次学术讲座；我还应邀到美国其它几所大学医院（包括康乃尔大学纽约医院、密执安大学医院、密执安州立大学医学中心、斯坦福大学附属圣塔克拉纳医院）的放射科去作学术讲座，介绍我们的科研成果，进行学术交流。
Meyers 教授曾经不止一次问我，你的英语不错，是怎样学的？我告诉他，我中学是上的一所教会学校，英语老师是华侨和英国人，大学以后中断了学习，工作后基本上靠自学。扪心自问，我的英语，虽然从中学开始学习，但中断多年，随后又重新捡起，靠自学，始终还是感到有些夹生，只能说基本上可以应付需用。但就是现在这点水平，最主要还要归功于中学时代，广益母校给我打下的基础，尤其在口语的语感和语流方面。
六
从1985年至今，我先后有机会40余次出国，参观、考察，参加专业学术会议；除较早就开始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，还担任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会的讲者和/或主持人，以及应邀出国讲学，学术访问等。
由于种种原因，我50岁后才开始在国外发表文章，而且多数都是在最近这十年才发表。总的说来，起步太晚，文章比较少，很感遗憾。近20多年来，主要在最近这十年，我先后在SCI收录的国际重要放射学期刊上，用英文发表科学研究成果论文，迄今有18篇。
好在我们的科研成果，早在1992年，在重要的国际放射学期刊《RADIOLOGY》上发表后，受到国际上学界同行的认可，有机会多次受到邀请，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专题讲座。其中包括2002、2008、2010年在国际放射学大会( ICR），2008、2010年在美国放射学会 (ARRS），以及在2004、2008年亚洲大洋洲放射学大会（AOCR）、2011年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（ACAR）上先后共作14个专题讲座。
还有机会应邀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的学术报告会上担任主持人。其中包括2007年欧洲放射学大会（ECR)，2008年美国放射学会（ARRS)，2008、2010年国际放射学大会（ICR)，2006年欧洲胃肠和腹部放射学会 / 美国腹部放射学家学会(ESGAR / SGR)等多个重要国际放射学学术会议，以及2006、2008、2010年亚洲大洋洲放射学大会（AOCR），2011年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（ACAR）等区域性的放射学学术会议。
除美国外，还曾先后应芬兰、韩国大学医院放射科邀请，前往讲学，做专题学术讲座。
去年，我还非常荣幸的在2011年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（ASCR2011)上，获得金奖获得者(Gold Medalist )称号，在开幕式上，介绍我的生平及学术成就，举行授奖仪式，安排我做大会特别报告。即大会给予我很高规格的礼遇。我是继往届大会授予日本、韩国放射学家后，第三位获此殊荣者。这个称号，是对我和我们科研团队科研成果的肯定，是对我国腹部放射学学术水平的认可，也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荣誉。当然，这个荣誉，应该说也是属于我国放射学家们所共有和共享的。我为我能代表我国腹部放射学家，登上国际放射学学术讲坛，展示我国腹部放射学学术水平，占有我国应有的席位，感到无比的庆幸、欣慰和自豪
此外，从1990年到2001年，我作为第一、二、三届卫生部大型医学影像设备引进专家组专家之一，每年都前往美国，参加全球规模最大的北美放射学会，考察、了解国际放射学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，向卫生部次年引进大型医学影像设备提出咨询、建议意见。
上述所有这一切活动，都离不开使用英语，都考验了我的英语能力，也帮助我从中提高了英语能力。
七
回想起来，之所以有机会和能够参加上述所有这一切活动，除了自己的努力和机遇，应该说，与我年轻时在广益中学所受到的良好教育；母校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安排，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辛勤耕耘，浓郁的文化氛围影响所及和潜移默化，以及优质的英语教学等所奠定的基础，都是密不可分的。
我今年已经进入80岁高龄，回想过去求学经历，感念母校教诲之恩，油然而生感激之情。我的感受，真可用“受教广益 惠泽一生 广育德智 益我良多”来加以概括。
（作者系广益高４９级校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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