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在广益中学校友会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)
李长禄
1966年,由我们党的领导人错误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到1968年,虽然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,但派性仍不止,武斗仍不停,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,物质匮乏,生产无序,一场浩劫,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。全国高、初中老三届毕业生,既无学可上,又无业可就,成了全社会的一大难题。当年12月22日,毛主席发出号召,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……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。
那时,我们重庆第五中学教职工除参加革委会、工宣队组织的开会学习外,闲得无事可干。一天,学校接区革委通知,要我到区知青办报到,同从11中、39中抽出的工宣队队员、教师共5人,组成南岸区知青工作小组,由区军宣队员马班长任组长,立即到忠县、奉节、巫山等县,协助做好接受我区知识青年的安置准备工作。学校革委会、工宣队随之成立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,下设办公室,开展声势浩大的学习宣传,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。在“文革”中,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,毛主席挥手我前进,广大老三届同学积极响应,踊跃报名,做好准备,只等启程。全社会工农兵学商,各行各业,各个企事业单位组织、街道居委会齐心协力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动员工作,广播、报刊、标语、报告无时无处不以此事为第一宣传任务,形成了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。知青该下乡不下乡就是不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。1969年2月8日下午,我区首批赴忠县知青1000多人(包括我校的307人)在市39中广场受到重庆父老乡亲敲锣打鼓热烈欢送,即刻登船出发。当然,也有不少的家长为子女离去伤心落泪,抱头痛哭。那时,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是,既要不折不扣执行上级的指示,又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,而内心深处还是有些茫然,担心知青远离家庭、学校后到了艰苦的环境里能不能适应。9日下午5时,知青们到达忠县时,全城空巷,数万人民群众聚集在江边码头热烈欢迎。第二天,忠县各公社就把知青接走,进行妥善安置。接着,我校动员第二批、第三批386人赴达县专区的万源、邻水等县。与此同时,通过投亲靠友、自行挂钩、返乡、社来社去、转出外校下乡等方式,又动员组织了610人上山下乡。到1970年年底,1360名老三届学生,除个别参军、符合政策缓走留城外,全部上山下乡。后根据上级布置,学校组织动员新三届(超龄生)上山下乡,1970年又动员组织100名初中生参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,以后每年学校都做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组织工作,直到1978年。
我校知青离开家庭、学校、城市去到农村的初期,身边没有父母亲人,没有师长朋友,没有熟悉的城市生活,面对陌生的农村干部社员,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,艰苦的农村生活条件,与长期生活的城市相比,形成巨大的反差,一些人有过情绪低落,心理失落,精神不振作的状况,但绝大多数人敢于面对现实,勇于迎接人生挑战,在当地农村干部社员的热情关心和帮助下,在父母亲人的关怀爱护下,同学间相互激励鼓舞,很快鼓起勇气,增强信心,振奋精神,安下心来在农村接受再教育,建设社会主义。他们走出知青屋,串户社员家,结交农民新朋友,向老农拜师学艺,逐步适应和习惯手工操作,体力劳动的农业生产方式,住农舍,吃农家饭,喝井水,点油灯,走泥石路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方式,生存下来。他们坚持出工,努力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勤于学习实践,不怕日晒雨淋,干犁田打耙,栽秧挞谷,担抬挖土,播种施肥除草等农活,为发展农业生产出力流汗,成为农业生产劳动能手。他们讲人性,重友情,知青间互相关心,互相爱护,互相帮助,形成团结友爱互助的知青群体,相互支持,战胜困难,走过艰难岁月。他们发挥有知识有文化的优势,积极参加农村的形势任务、时事宣传、文化体育艺术的宣传、排练、竞赛、演出,农村的小学、初中教育,农村的治病防病,合作医疗,为丰富和活跃农村的文化、教育、卫生事业展现才华,竞风流,成为骨干。他们中,许多人被评为省、地、县、社的先进、标兵、模范,许多人成为省、地、县、社的文艺宣传队员,地、县、社的文艺写作、编剧、编辑、广播员。相当部分人担任中小学代课老师和人民教师、赤脚医生。许多人入党入团,参军提干,顶替招工,推荐升学。知青成为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建设的一支积极力量,得到农村干部社员和全社会的承认和好评。
我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岁月流逝,广大知青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们的家庭困难、自身的恋爱、婚姻、成家立业等问题,摆在面前,而呆在农村,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,家长,家长单位,学校和社会也为此忧心,广大知青反映出强烈的返城述求。打倒了“四人帮”,时代发生巨变,党中央、国务院审时度势,于1978年决定终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庚即全国出现知青返城大潮。党和国家采取放宽政策,发展经济,广辟门路,安置就业的办法。经过几年的努力,终于彻底解决了全国1600万知青返城就业的问题。
40年前的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历时10年,虽然化解了老三届毕业生(包括后来几届)在城市无学可上、无业可就的社会问题,却使一代知识青年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,造成国家人才成长的断层,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。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动因之一,并历练了一代中国青年。一是为消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严重后果,党和国家在70年代先后提出解决中小学复课,高校恢复办学,招收工农兵大学生,恢复高考,招开全国科学大会,全教会,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,科学技术是生产力,确立搞“四化”,教育是基础,科技是关键,人才是保障的科教兴国战略。二是为解决上千万知青返城的就业安置问题,党和国家提出放开政策,开辟新领域、新行业、新产业,广开门路安置就业,可以到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合作企业、私营企业、劳动服务企业就业,也可以创办合伙企业、办个体,自谋职业,自主创业等多渠道、多形式就业,直接催生了劳动制度、所有制结构、就业结构的改革,促进经济发展,用三年时间(1979——1981)就完全解决了10年积累的知青返城就业问题。三是促进广大知青理想、价值观念的重建。文化大革命煽起广大青少年狂热的理想价值观念,一到农村,犹如从天上落到地上,冷静下来,读书学习,回顾反思,总结经验教训,体验我国还贫穷落后,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,思索做人真谛和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,怎样建设社会主义,解放和升华思想,脚踏实地做人,拥护改革开放,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实现了理想、价值观念的重建。四是艰难困苦使广大知青玉汝于成,广大知青长年累月在农村经受繁重体力劳动的磨练,农民勤劳、朴实、善良、友爱、助人美德的熏陶,成就了勇敢、勤俭、执着、创新、奋进的品格。正因如此,他们返城后不辞千辛万苦就业,创业,上班工作;克服收入低、结婚成家、孝敬父母的种种困难,如饥似渴,考学校拿文凭,业余自学,恶补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技能;传承中华传统美德,践行社会主义道德;积极投身改革开放,经济建设大潮,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功立业,贡献力量。他们中一大批人成为专家、学者、教授、作家、艺术家、高级教师、高工、主任医师,成为企事业单位组织的企业家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领导者、管理者;成为国家机关公务员、领导干部;成为各行各业各单位的科研、教学、生产、业务骨干。他们是一批无愧于国家,无愧于人民,无愧于社会的平凡而伟大的一代龙的传人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上启下的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历史,绝大部分下乡知青已退休步入老年,还有部分在职在岗,正当壮年。回首往事不如烟,艰苦奋斗作贡献,莫叹当年时不济,可喜无价财富添,展望未来无限好,人生风帆更向前。
2009-4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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