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巴山，我青春的记忆

发布日期：2012-02-24 阅读：3515次

大巴山，我青春的记忆

 

    时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，站在母校这块热土上，向敬爱的母校、向含辛茹苦的老师和校友们汇报我的知青生活。

    高中毕业前夕，我第一个向母校递交了上山下乡的决心书，母校用大红纸把我的决心书贴在了校园最醒目的地方，更坚定了我上山下乡的决心。

1974年至1979年，在我人生记忆中是最清晰、最灿烂、最无悔的岁月。每当翻开那页“史记”平静地阅览的时候，我就仿佛置身于巍峨秀丽、纯洁无垠的大巴山，真真切切地回忆起与疼爱我的大山里人们，生活劳动的每一个场景和每一段话语。

    在30多年后的今天，在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磨砺后，大巴山依然使我内心坦荡而富于激情——

 

上山下乡的“促进派”

 

    我经常自诩，我是一个被共产党——我的高中班主任李长禄老师“赤化”了的共产党人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在高中生中还不能发展入党的时候，作为团支部书记的我，第一个向广益中学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并参加了党组织的一系列活动。雷锋、王杰等英雄人物以及当时的优秀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、侯隽、金驯华的先进事迹，早已烂熟于心，立志献身革命的豪情壮志常常使我热血沸腾，跃跃欲试。高中毕业前夕，我第一个向学校递交了上山下乡的决心书。

    高中毕业后，我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在父母所在国营长江电工厂组织的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习班”，由于我多才多艺，能说会写，能歌善舞，又能挥洒排笔写大幅标语，编印小报，异常活跃。在工厂的广播喇叭里、在全厂职工家属参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，都有我掷地有声的“现身说法”。由于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清脆悦耳、铿锵洪亮，宣传上山下乡的声音通过周游全市的宣传车，在山城的每个角落回荡。既身为即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又作为一名上山下乡的宣传员，我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荣光和自豪。我的事迹被登上了当时的《重庆日报》。

 

“龙耳山”上炼红心

 

    三个月的学习时光一晃而过，我和长江电工厂的几百名“新三届”知青，在喧天的锣鼓声中，在成千上万父老乡亲的簇拥下，在缓缓启动的大卡车上望着父母的泪眼，告别了家乡——重庆。当时没有想到再回城，没有哭、没有怨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我将去为宏伟的理想而奋斗。

    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颠簸，大卡车终于到了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区正直公社一大队三小队，开始了我整整的5年的知青生涯。

    我和另外两名女知青一起，住在姓陈农民家的堂屋里，厨房就是陈家摆放棺材的地方。每当夜晚，三个高耸厚实的黑棺材，在煤油灯晃动的影子里歪歪斜斜、忽大忽小。我们三个女知青挤一张大床，房屋背后就是一片坟地。那个时候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点怕惧，反倒觉得这是对我们意志的考验。而且，比来之前想像的好了千百倍，因为有房、有床、有锅、有灶、有社员的关心，不像想象中的一穷二白，心里非常满足。

    刚一落户，我就遇到了院子里的陈家媳妇因宫外孕大出血，在县医院做手术抢救，需要输血。那时的农民吃的是干红薯藤，穿的是“刷把裤”，穷得叮当响，那里还有钱买血。“救死扶伤，救人要紧。我要学习白求恩，做万能输血者。”响铮铮的豪言壮语自然而然地从我的口中喊出。当时我因才去“水土不服”正在拉肚子，生产队长和其他社员都来劝我不要去输血。我对这些劝告简直是不屑一顾，一心想当救人的英雄。

    于是，我执意和生产队的9个社员一道，连夜“站”着一辆货车，呼啦啦地吹了一夜大风到了县医院。我的血型和另两个社员的血型正符陈家媳妇的血，我一次就输了200CC。没有一分钱的报酬，甚至没有喝一碗糖开水。第二天，就回生产队上山出工了。因为本身就拉肚子，又输了血，所以在地里挖土时，头是昏沉沉恍恍惚惚的，脚耙手软，全身无力，我还是凭着坚强的毅力，坚持到最后。

    事情过后，说我好话坏话的都有，我都不当一回事，心想，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做，管得人家怎么说。后来，长江电工厂广播站把我的“事迹”广播了，这事被父母知道了，他们写信来狠狠地说了我一通：“你把什么送给农民都可以（当时我已经把衣服送完了），不能输血呀，年轻人的身体要紧……”父母非常心痛我、耽心我。

    我们生产队背靠龙耳山，如若要看一看山顶，那真是要望掉帽子。我们所在生产队没有电影里那种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只有一山连一山的坡地和用石头垒成的“大寨田”。我们三个女知青起早贪黑和农民一起栽秧、打谷、挑粪、背牛粪下冬水田等等，什么体力活都干。

    由于我在学校读书时一直就是班长、团支部书记，每次建校劳动、学工劳动、学农劳动绝对是带头使蛮力，使自己就练就了一副铁肩膀。再加上我的身体和体力比她们俩都好，而且还要起带头作用，所以干起农活比她俩更加卖力，担挑、背都能120斤。

    “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”这是我知青生活的真是写照。夏天，我本来很白皙的皮肤被晒得与贫下中农一样黝黑。印象最深的是，挽上大腿的绵绸裤管，上下的皮肤黑白分明。冬天，水缸里的水结成了冰，走在田坎上光溜溜的，常常摔跤；春节也不回家，在修“大寨田”的工地上抬“连耳石”、打眼放炮，渴了还望着天、张着嘴，接着飘下的雪花解渴。   

    常常一双脚泡在猪圈的粪水里，把粪水舀到木桶里，再挑到棉花地里施肥。这样，一天到晚，一块地一块地地来回穿梭，这还算是比较轻松的活路了。而背着冒尖的一喇叭背篼牛粪下冬水田，那才够呛：冬水田深齐大腿以上，把一百多斤的牛粪背到田中央后，还得斜着身子弯下腰，然后猛地用力侧身把牛粪倒出去，如果失去平衡，站不稳当，就会连人带背篼陷进冬水田。由于冬水田泥巴很软，就像藻泽地一样，人陷进去后就会越陷越深，用手撑也使不上力，全身会跟着往下陷，不能自拔。这种危险我是遇到几次的，幸好有农民及时前来救援，否则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    最累的还是到龙耳山上种红薯和洋芋。天不亮就起床，带上干粮，背上种子、灰肥，扛起锄头和背架子，要走很远的路，爬很陡的山，才能到达目的地。上了山后，就挖坑、下种、施肥，等一切完毕，已经是黄昏了，这时还得顺便砍柴，用一米多长的背架子把柴背下山。天黑了，山高坡陡，又背着一米多长的背架子和沉重的柴，稍不留神背架子就会杵着山坡，人就会失去重心，连人带柴滚下山。对土生土长的农民来说算不上什么，他们箭步如飞。可对我们知青来说，简直就是“一摸黑”：明知是个黑坑，偏往黑坑里跳，战战兢兢，浑身打颤，一会儿工夫就被农民远远地甩在后头。这个时候面对黑压压的大山，真有到了生命极限的感觉。

    每天做饭是最艰难的事情了，由于我们生产队没有柴烧，现砍的树枝又潮湿又有刺，做饭时常常是吹火把腮帮子吹痛了都烧不燃火，浓烟熏得眼泪直流，双手被刺柴刺得血淋淋的。在一天的强体力劳动后，又累又饿，再受这种罪，个中滋味真是终身难忘。   

    1976年，只有十六七岁的弟弟高中毕业“挂钩”来到我们生产队，在我们屋外搭了一个偏房算是安家落户。我们姐弟俩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，还喂起了猪儿，种上了自留地。天天宰猪草，手都龟裂成了一条一条大口子。春节，我们把肥猪卖了钱，自留地种的豇豆晒干，再买了一些土特产，全部背回重庆孝敬父母。邻居们十分羡慕地说：“我们家的娃儿找大人要钱，要吃的。何家屋头的两个知青还倒拿钱、还买东西回来，好乖哟。”

    但是，只有我们姐弟俩自己才知道我们在农村生活的艰辛——弟弟来了后，主动打主力干重活，砍柴时把脚背都砍了一条很深的大口子，一双手也成了“老树根”。我们吃的是白水煮红薯，放一点盐和葱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和弟弟在农村共同度过的这一段艰苦岁月，使我们姐弟间更加情深意重，没齿不忘。

    在我人生的若干个太阳落坡的黄昏中，有一个黄昏给我的记忆定了格——在一片干涸的黄土地里，我和贫下中农并肩着挖地，那是一片种芍药的地，要挖很深很深，手掌的老茧早就已经很厚，和农民比起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。这天我的衣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天色已是黄昏，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地叫，又热又渴。这时，我无意识地看着天边的落日和晚霞，不由得想起了在家乡的黄昏——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、街坊邻居，肯定已经吃过晚饭，摇着蒲扇纳凉了——好惬意呀。再想想自己的境遇，一丝惆怅、一片迷茫，自怜的情绪油然而升。这一个黄昏的乡愁，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再现，几十年后不但没有淡忘，而是愈加浓厚，历久弥新。

    当我在度过很多个惬意的黄昏时，我都会想起生命中的那一个特殊的黄昏——天边的落日，满天的晚霞和惆怅的心境。   

 

广阔天地大有作为

 

    由于我的爱好广泛又多才多艺，弟弟来后不久，我就断断续续在大队、公社、区上、县上乃至达县专区等地参加文艺汇演，展览馆解说，故事团讲故事，电影队幻灯配音，文工团报幕、独唱、跳舞，最后到南江县广播局当记者和播音员。这一段多彩多姿的生活，也给我了莫大的锻炼和留下了终身的回忆。

    最初，我是大队和公社的临时广播员，有什么代表团来参观“农业学大寨”，我就和公社另一位架线员一起搭建临时广播站播音。他在山头上架起高音喇叭，我就用悦耳的嗓音朗读欢迎词，整个山谷响彻了我高昂的音律。   

    由于参观的人群都是在山脚下走，我们就在山上跟着参观团移动喇叭。参观团到了一大队就把喇叭架在一大队的山头，参观团到了二大队就把喇叭架在二大队的山头，一共五个大队，一个上午就像打仗一样越野赛跑，而且还得跑在参观团的前头，高音喇叭一架起，就开始“广播”。当时觉得很过瘾、很自豪，现在想来仍是回味无穷。

    那时公社和区上的会议很多，我就成了会议广播员。对于缺少油水的知青，开会就是打牙祭的最好时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其他知青就跟着我“吃大幅”，他们混进开会的人群，坐上桌子就开始一阵“扫荡”，把烧白、踢旁、肘子、红烧肉等“油大”风卷残云似的吃个精光。

    有个叫郑安莲的女知青，是个孤儿，靠姐姐抚养长大。对于她，我比其他知青更关照，有什么会议呀，演出呀，都叫她来“杀一顿”。现在，每次碰面，她都要提起当年“吃福喜”的经历。

    后来，我到了县里广电局，他们只有偶尔来吃我一顿“伙食团”。

    有大半年时间，我被推选到“达县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”当解说员。那才是“青春风采，精彩无限”的大好时光。我们这一群从达县专区各区县抽调的“高规格”的同龄知青，每天嘻嘻哈哈，脸上洋溢着微笑，拿着解说棍，用漂亮的容颜和标准的普通话，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参观的人群。

    业余时间，我们的住所总是被欢快的歌声和嬉笑声萦绕，有一位喜欢画画的男知青叫欧阳华，他总是拿着画本给每一位同伴画素描，画出来像模像样的（后来，他真的成了画家）……这和在生产队同农民在一起做农活的艰难生活，完全是天壤之别。我非常感谢生活给了我这样的阅历。 

    1976年，我到了南江县文工团当了一名演员，我主要担任报幕、独唱、演话剧、川剧等。演得最多的还是《杜鹃山》等现代川剧，很多唱段至今还记忆犹新。我们还经常到巴中、旺昌、宣汉等周边县市的工矿企业巡回演出。时不时地还参加达县专区的文艺汇演。剧团的领导和演员们对我很好，他们一门心思想把我留下。   

    但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初我“扎根农村一辈子”的想法，已经被强烈的回城心境所代替了。“思乡情结”这是不变的定律。

    由于我的普通话非常漂亮，我被调到了县广播局做播音员兼记者，一干就是一年多，直到回城。那时的播音室，非常简陋，隔音板都是用大山上皱折很大的树皮做的；录音机也足足有七八十斤重，每次出去做录音采访，都得用大背篼背。我记得县里面经常开党代会、人代会，我们就背着笨重的录音机到会场现场录音。

    我是南江县第一位普通话播音员，也是第一位具有创新精神，用录音播放新闻的播音员。我和知青们走在南江县城的街道上，广播里播放着自己的声音，别提有多神气了。

    为了把我留住，县广播局还把我派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，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，系统的学习代替了原来的模仿，业务水平上了一个台阶，领导们赞扬我：简直是“炉火纯青”了。

对播音质量的精益求精是我不懈的追求。每天独自在简陋的录音室里“精耕细作”稿件，哪怕是一个字不准确，我都得“掐断”更正，且操作得连贯而不露痕迹，语音的纯正、技术的高超，自己都觉得挺了不起。如果是酷暑，关在录音室录音，因为怕噪音干扰，又不能开风扇，几个小时下来，浑身大汗淋漓，全身湿透。但是当我标准、顺畅、高扬的声音穿透广袤的大地时，成就感油然而升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悦。

1979年，我被父母所在的长江电工厂招工回渝，结束了我难忘的知青岁月，但是，由知青经历传承下来的东西，永远不会结束……

感谢母校——授予我知识、教给我技能、赋予我意志、铸就我灵魂，使我在无悔的知青生涯中，获得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感谢您！大巴山。感谢您！我的母校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广益中学高七三级三班 何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