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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巴山,我青春的记忆

发布日期:2012-02-24 阅读:3452次

大巴山,我青春的记忆

 

    时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,站在母校这块热土上,向敬爱的母校、向含辛茹苦的老师和校友们汇报我的知青生活。

    高中毕业前夕,我第一个向母校递交了上山下乡的决心书,母校用大红纸把我的决心书贴在了校园最醒目的地方,更坚定了我上山下乡的决心。

1974年至1979年,在我人生记忆中是最清晰、最灿烂、最无悔的岁月。每当翻开那页“史记”平静地阅览的时候,我就仿佛置身于巍峨秀丽、纯洁无垠的大巴山,真真切切地回忆起与疼爱我的大山里人们,生活劳动的每一个场景和每一段话语。

    在30多年后的今天,在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磨砺后,大巴山依然使我内心坦荡而富于激情——

 

上山下乡的“促进派”

 

    我经常自诩,我是一个被共产党——我的高中班主任李长禄老师“赤化”了的共产党人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初,在高中生中还不能发展入党的时候,作为团支部书记的我,第一个向广益中学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,并参加了党组织的一系列活动。雷锋、王杰等英雄人物以及当时的优秀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、侯隽、金驯华的先进事迹,早已烂熟于心,立志献身革命的豪情壮志常常使我热血沸腾,跃跃欲试。高中毕业前夕,我第一个向学校递交了上山下乡的决心书。

    高中毕业后,我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在父母所在国营长江电工厂组织的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习班”,由于我多才多艺,能说会写,能歌善舞,又能挥洒排笔写大幅标语,编印小报,异常活跃。在工厂的广播喇叭里、在全厂职工家属参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,都有我掷地有声的“现身说法”。由于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清脆悦耳、铿锵洪亮,宣传上山下乡的声音通过周游全市的宣传车,在山城的每个角落回荡。既身为即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,又作为一名上山下乡的宣传员,我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荣光和自豪。我的事迹被登上了当时的《重庆日报》。

 

“龙耳山”上炼红心

 

    三个月的学习时光一晃而过,我和长江电工厂的几百名“新三届”知青,在喧天的锣鼓声中,在成千上万父老乡亲的簇拥下,在缓缓启动的大卡车上望着父母的泪眼,告别了家乡——重庆。当时没有想到再回城,没有哭、没有怨,心中只有一个信念:我将去为宏伟的理想而奋斗。

    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颠簸,大卡车终于到了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区正直公社一大队三小队,开始了我整整的5年的知青生涯。

    我和另外两名女知青一起,住在姓陈农民家的堂屋里,厨房就是陈家摆放棺材的地方。每当夜晚,三个高耸厚实的黑棺材,在煤油灯晃动的影子里歪歪斜斜、忽大忽小。我们三个女知青挤一张大床,房屋背后就是一片坟地。那个时候,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点怕惧,反倒觉得这是对我们意志的考验。而且,比来之前想像的好了千百倍,因为有房、有床、有锅、有灶、有社员的关心,不像想象中的一穷二白,心里非常满足。

    刚一落户,我就遇到了院子里的陈家媳妇因宫外孕大出血,在县医院做手术抢救,需要输血。那时的农民吃的是干红薯藤,穿的是“刷把裤”,穷得叮当响,那里还有钱买血。“救死扶伤,救人要紧。我要学习白求恩,做万能输血者。”响铮铮的豪言壮语自然而然地从我的口中喊出。当时我因才去“水土不服”正在拉肚子,生产队长和其他社员都来劝我不要去输血。我对这些劝告简直是不屑一顾,一心想当救人的英雄。

    于是,我执意和生产队的9个社员一道,连夜“站”着一辆货车,呼啦啦地吹了一夜大风到了县医院。我的血型和另两个社员的血型正符陈家媳妇的血,我一次就输了200CC。没有一分钱的报酬,甚至没有喝一碗糖开水。第二天,就回生产队上山出工了。因为本身就拉肚子,又输了血,所以在地里挖土时,头是昏沉沉恍恍惚惚的,脚耙手软,全身无力,我还是凭着坚强的毅力,坚持到最后。

    事情过后,说我好话坏话的都有,我都不当一回事,心想,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做,管得人家怎么说。后来,长江电工厂广播站把我的“事迹”广播了,这事被父母知道了,他们写信来狠狠地说了我一通:“你把什么送给农民都可以(当时我已经把衣服送完了),不能输血呀,年轻人的身体要紧……”父母非常心痛我、耽心我。

    我们生产队背靠龙耳山,如若要看一看山顶,那真是要望掉帽子。我们所在生产队没有电影里那种一望无际的田野,只有一山连一山的坡地和用石头垒成的“大寨田”。我们三个女知青起早贪黑和农民一起栽秧、打谷、挑粪、背牛粪下冬水田等等,什么体力活都干。

    由于我在学校读书时一直就是班长、团支部书记,每次建校劳动、学工劳动、学农劳动绝对是带头使蛮力,使自己就练就了一副铁肩膀。再加上我的身体和体力比她们俩都好,而且还要起带头作用,所以干起农活比她俩更加卖力,担挑、背都能120斤。

    “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”这是我知青生活的真是写照。夏天,我本来很白皙的皮肤被晒得与贫下中农一样黝黑。印象最深的是,挽上大腿的绵绸裤管,上下的皮肤黑白分明。冬天,水缸里的水结成了冰,走在田坎上光溜溜的,常常摔跤;春节也不回家,在修“大寨田”的工地上抬“连耳石”、打眼放炮,渴了还望着天、张着嘴,接着飘下的雪花解渴。   

    常常一双脚泡在猪圈的粪水里,把粪水舀到木桶里,再挑到棉花地里施肥。这样,一天到晚,一块地一块地地来回穿梭,这还算是比较轻松的活路了。而背着冒尖的一喇叭背篼牛粪下冬水田,那才够呛:冬水田深齐大腿以上,把一百多斤的牛粪背到田中央后,还得斜着身子弯下腰,然后猛地用力侧身把牛粪倒出去,如果失去平衡,站不稳当,就会连人带背篼陷进冬水田。由于冬水田泥巴很软,就像藻泽地一样,人陷进去后就会越陷越深,用手撑也使不上力,全身会跟着往下陷,不能自拔。这种危险我是遇到几次的,幸好有农民及时前来救援,否则,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    最累的还是到龙耳山上种红薯和洋芋。天不亮就起床,带上干粮,背上种子、灰肥,扛起锄头和背架子,要走很远的路,爬很陡的山,才能到达目的地。上了山后,就挖坑、下种、施肥,等一切完毕,已经是黄昏了,这时还得顺便砍柴,用一米多长的背架子把柴背下山。天黑了,山高坡陡,又背着一米多长的背架子和沉重的柴,稍不留神背架子就会杵着山坡,人就会失去重心,连人带柴滚下山。对土生土长的农民来说算不上什么,他们箭步如飞。可对我们知青来说,简直就是“一摸黑”:明知是个黑坑,偏往黑坑里跳,战战兢兢,浑身打颤,一会儿工夫就被农民远远地甩在后头。这个时候面对黑压压的大山,真有到了生命极限的感觉。

    每天做饭是最艰难的事情了,由于我们生产队没有柴烧,现砍的树枝又潮湿又有刺,做饭时常常是吹火把腮帮子吹痛了都烧不燃火,浓烟熏得眼泪直流,双手被刺柴刺得血淋淋的。在一天的强体力劳动后,又累又饿,再受这种罪,个中滋味真是终身难忘。   

    1976年,只有十六七岁的弟弟高中毕业“挂钩”来到我们生产队,在我们屋外搭了一个偏房算是安家落户。我们姐弟俩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,还喂起了猪儿,种上了自留地。天天宰猪草,手都龟裂成了一条一条大口子。春节,我们把肥猪卖了钱,自留地种的豇豆晒干,再买了一些土特产,全部背回重庆孝敬父母。邻居们十分羡慕地说:“我们家的娃儿找大人要钱,要吃的。何家屋头的两个知青还倒拿钱、还买东西回来,好乖哟。”

    但是,只有我们姐弟俩自己才知道我们在农村生活的艰辛——弟弟来了后,主动打主力干重活,砍柴时把脚背都砍了一条很深的大口子,一双手也成了“老树根”。我们吃的是白水煮红薯,放一点盐和葱,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和弟弟在农村共同度过的这一段艰苦岁月,使我们姐弟间更加情深意重,没齿不忘。

    在我人生的若干个太阳落坡的黄昏中,有一个黄昏给我的记忆定了格——在一片干涸的黄土地里,我和贫下中农并肩着挖地,那是一片种芍药的地,要挖很深很深,手掌的老茧早就已经很厚,和农民比起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。这天我的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天色已是黄昏,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地叫,又热又渴。这时,我无意识地看着天边的落日和晚霞,不由得想起了在家乡的黄昏——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、街坊邻居,肯定已经吃过晚饭,摇着蒲扇纳凉了——好惬意呀。再想想自己的境遇,一丝惆怅、一片迷茫,自怜的情绪油然而升。这一个黄昏的乡愁,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再现,几十年后不但没有淡忘,而是愈加浓厚,历久弥新。

    当我在度过很多个惬意的黄昏时,我都会想起生命中的那一个特殊的黄昏——天边的落日,满天的晚霞和惆怅的心境。   

 

广阔天地大有作为

 

    由于我的爱好广泛又多才多艺,弟弟来后不久,我就断断续续在大队、公社、区上、县上乃至达县专区等地参加文艺汇演,展览馆解说,故事团讲故事,电影队幻灯配音,文工团报幕、独唱、跳舞,最后到南江县广播局当记者和播音员。这一段多彩多姿的生活,也给我了莫大的锻炼和留下了终身的回忆。

    最初,我是大队和公社的临时广播员,有什么代表团来参观“农业学大寨”,我就和公社另一位架线员一起搭建临时广播站播音。他在山头上架起高音喇叭,我就用悦耳的嗓音朗读欢迎词,整个山谷响彻了我高昂的音律。   

    由于参观的人群都是在山脚下走,我们就在山上跟着参观团移动喇叭。参观团到了一大队就把喇叭架在一大队的山头,参观团到了二大队就把喇叭架在二大队的山头,一共五个大队,一个上午就像打仗一样越野赛跑,而且还得跑在参观团的前头,高音喇叭一架起,就开始“广播”。当时觉得很过瘾、很自豪,现在想来仍是回味无穷。

    那时公社和区上的会议很多,我就成了会议广播员。对于缺少油水的知青,开会就是打牙祭的最好时机。每当这个时候,其他知青就跟着我“吃大幅”,他们混进开会的人群,坐上桌子就开始一阵“扫荡”,把烧白、踢旁、肘子、红烧肉等“油大”风卷残云似的吃个精光。

    有个叫郑安莲的女知青,是个孤儿,靠姐姐抚养长大。对于她,我比其他知青更关照,有什么会议呀,演出呀,都叫她来“杀一顿”。现在,每次碰面,她都要提起当年“吃福喜”的经历。

    后来,我到了县里广电局,他们只有偶尔来吃我一顿“伙食团”。

    有大半年时间,我被推选到“达县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”当解说员。那才是“青春风采,精彩无限”的大好时光。我们这一群从达县专区各区县抽调的“高规格”的同龄知青,每天嘻嘻哈哈,脸上洋溢着微笑,拿着解说棍,用漂亮的容颜和标准的普通话,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参观的人群。

    业余时间,我们的住所总是被欢快的歌声和嬉笑声萦绕,有一位喜欢画画的男知青叫欧阳华,他总是拿着画本给每一位同伴画素描,画出来像模像样的(后来,他真的成了画家)……这和在生产队同农民在一起做农活的艰难生活,完全是天壤之别。我非常感谢生活给了我这样的阅历。 

    1976年,我到了南江县文工团当了一名演员,我主要担任报幕、独唱、演话剧、川剧等。演得最多的还是《杜鹃山》等现代川剧,很多唱段至今还记忆犹新。我们还经常到巴中、旺昌、宣汉等周边县市的工矿企业巡回演出。时不时地还参加达县专区的文艺汇演。剧团的领导和演员们对我很好,他们一门心思想把我留下。   

    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当初我“扎根农村一辈子”的想法,已经被强烈的回城心境所代替了。“思乡情结”这是不变的定律。

    由于我的普通话非常漂亮,我被调到了县广播局做播音员兼记者,一干就是一年多,直到回城。那时的播音室,非常简陋,隔音板都是用大山上皱折很大的树皮做的;录音机也足足有七八十斤重,每次出去做录音采访,都得用大背篼背。我记得县里面经常开党代会、人代会,我们就背着笨重的录音机到会场现场录音。

    我是南江县第一位普通话播音员,也是第一位具有创新精神,用录音播放新闻的播音员。我和知青们走在南江县城的街道上,广播里播放着自己的声音,别提有多神气了。

    为了把我留住,县广播局还把我派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,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,系统的学习代替了原来的模仿,业务水平上了一个台阶,领导们赞扬我:简直是“炉火纯青”了。

对播音质量的精益求精是我不懈的追求。每天独自在简陋的录音室里“精耕细作”稿件,哪怕是一个字不准确,我都得“掐断”更正,且操作得连贯而不露痕迹,语音的纯正、技术的高超,自己都觉得挺了不起。如果是酷暑,关在录音室录音,因为怕噪音干扰,又不能开风扇,几个小时下来,浑身大汗淋漓,全身湿透。但是当我标准、顺畅、高扬的声音穿透广袤的大地时,成就感油然而升,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悦。

1979年,我被父母所在的长江电工厂招工回渝,结束了我难忘的知青岁月,但是,由知青经历传承下来的东西,永远不会结束……

感谢母校——授予我知识、教给我技能、赋予我意志、铸就我灵魂,使我在无悔的知青生涯中,获得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感谢您!大巴山。感谢您!我的母校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广益中学高七三级三班 何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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